生死相许：为故国修史的元好问，以及金源王朝的覆灭
金哀宗天兴三年正月己酉，蔡州城破。哀宗完颜守绪自缢于幽兰轩，末帝完颜承麟即位不及半日便死于乱军之中。右丞完颜仲德率五百余将士投汝水殉国，汝水为之不流。
这一年，元好问四十四岁。他被羁管在山东聊城，身为囚徒，生死未卜。
此后二十三年，他活了下来，做了一件事：为一群已经死去的人，为一个已经灭亡的朝代，用笔掘出了一座坟——或者说，立了一方碑。
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，得先知道那座坟里埋的是什么。
一、野狐岭：第一道裂缝
元好问出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，公元1190年。他出身于一个早已汉化的士族家庭，元氏源出北魏拓跋氏，累世为儒。他七岁能诗，十四岁师从陵川名儒郝天挺，淹贯经史百家。他在少年时代所见的金朝，正值金章宗治下的极盛之世。典章法度几及汉唐，而上一任皇帝金世宗的文治之盛更是号称“小尧舜”。
然而，这个王朝的根基，在他出生前七年就已经出现了第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。
大安三年八月，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南征。金军在野狐岭集结了号称四十余万的主力，由丞相完颜承裕统率，依托长城要塞列阵迎敌。蒙古军约九万人，以木华黎为前锋，成吉思汗亲率中军。
战斗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形上。蒙古骑兵集中优势兵力强攻金军中军，金军防线随即被冲得七零八落。完颜承裕在败逃途中集结了数万残军，尚未喘息便在浍河堡遭遇追击而至的蒙古军。激战三日后，成吉思汗亲率精骑三千突击，蒙古军全线发动总攻。金军全军覆没，完颜承裕只身逃走。此役金军伤亡逾二十万人，余部溃散。
大金立国以来积攒的军事威望，在野狐岭的河谷中一朝散尽。
金国派出石抹明安（契丹族）向成吉思汗谈判，成吉思汗收买石抹明安投降，石抹明安叛降向成吉思汗，并提供成吉思汗金军布兵情报; 此后，蒙古铁骑在华北平原上来去自如。金朝被迫放弃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，于贞祐二年南迁汴京。
元好问的个人灾难比王朝的溃败来得更早也更具体。二十一岁那年，蒙古大军突袭他的家乡秀容，屠城十万余众。他的亲兄元好古就死在那场浩劫之中。他携家南逃，迁居河南福昌，后又转徙登封。此后数十年间，逃难成了他生活的常态。
二、雁丘与诗人
在讲述金朝的军事崩溃之前，需要先回到元好问十六岁的那一年。
泰和五年，他赴并州应试途中，遇到一位捕雁者。捕雁者说，他今日射杀了一只大雁，另一只脱网而去的同伴悲鸣盘旋不肯离去，最终投地而死。元好问闻言大恸，花钱买下双雁，葬于汾水之滨，累石为记，名曰“雁丘”。他提笔写下了那首后来传诵千年的词：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
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
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
君应有语：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
词作于少年之手，却在日后的乱世中被反复印证。元好问一生所寻的，不止是男女之情，更是一个值得“生死相许”的东西——家国情怀。他后来在金亡之后的所有选择，都可以从这首少年之作中找到伏笔。
三、九公与孤臣：金末的河北
金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，朝廷能做的选择越来越少。
宣宗南迁之后，黄河以北的统治几乎瓦解。朝廷想出“九公封建”之策，将河北、山东、山西一带尚能自守的地主武装首领封为公爵，指望他们替朝廷守住北方。兴定四年，九公封建正式施行，九人分别为沧海公王福、河间公移剌众家奴、恒山公武仙、高阳公张甫、易水公靖安民、晋阳公郭文振、平阳公胡天作、上党公张开、东莒公燕宁。九公皆兼宣抚使，总帅本路兵马，署置官吏，征敛赋税，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。其中恒山公武仙财富兵强，甲于河北。
武仙是威州人，早年曾为道士，蒙古军入侵河北时组织地主武装镇守威州西山，被授为代理威州刺史。兴定元年，金将石海在真定叛金，武仙领兵消灭石海，进驻真定，任权知真定府事。此后被封为恒山公，管辖中山府、真定府、沃州、冀州、威州、镇宁州、平定州等地。
但蒙古大军压境，真定终究守不住。武仙降了蒙古，被授予河北西路兵马副都元帅之职。降蒙之后，他与蒙古汉军万户史天倪有隙。正大二年，武仙设宴诱杀史天倪，率真定等地军民复归金朝。此后他转战河南，任唐、邓州行省，成为金末汉人武装中对金朝最为忠心的将领之一。
史家论武仙“反复无常”，这四字固然不错。然而设身处地想一想：一个河北的地方武装首领，在金朝自身都已放弃北方的情况下，除了在夹缝中求存，还能如何？他降蒙六年而复归，固然有与史天倪私怨的刺激，却也说明他心底对金朝尚存一丝认同。哀宗末年，他拥兵十万，却“屡檄勤王，置国难于不恤”，又妄杀忠臣卢芝、石玠，终至进退失据。金亡之后，他率十余骑渡河逃往泽州，被当地戍兵所杀。一个曾经统辖数州、麾下十万的恒山公，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。
四、从龙之臣：移剌蒲阿
在武仙这样的地方豪杰之外，金朝中央还有另一条人事线索值得细看。
宣宗病危之际，太子完颜守绪从东宫扣门求见，令一个契丹人率兵屯于艮岳以备非常。这个人叫移剌蒲阿。
移剌蒲阿本契丹人，少从军，以军功自千户升都统。哀宗为皇太子时，选充东宫亲卫军总领，佩金符。宣宗驾崩之夜，英王完颜守纯先入宫，形势剑拔弩张。哀宗令移剌蒲阿集军三万于东华门街以防不测。因这拥立之功，移剌蒲阿自此成为哀宗最为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，任权枢密院判官，军国大计多从他决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移剌氏”即“耶律氏”，也就是辽朝的国姓。
一个契丹人，为何能得女真皇帝如此信任？这背后是金朝百年以来的族群融合。契丹与女真同出东北，金灭辽后契丹人大量进入金朝军政体系。但更关键的是，移剌蒲阿是哀宗做太子时的旧部，是“从龙之臣”。在帝王眼中，这种关系远比族群身份更为可靠。
正大年间，金朝曾有过一段短暂的“回光返照”。正大四年，移剌蒲阿与纥石烈牙吾塔收复平阳。正大六年，蒲阿率忠孝军千人驻邠州，监察蒙军动向，同年再复潞州。然而蒲阿此人有个明显的毛病：贪小利而乏持重之略。完颜陈和尚曾私下批评他“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”，一日一夜驰二百里只为趋小利，军中莫敢谏止。有人把这话告诉了蒲阿。蒲阿设酒会诸将，酒行至陈和尚，问：“你曾说我的短处，又说国家兵力要被我坏尽，有这事吗？”陈和尚饮毕，缓缓答道：“有。”蒲阿见他面无惧色，反倒和缓下来，说：“有过当面说，不要背后说。”
五、大昌原：二十年来第一捷
完颜陈和尚，本名彝，字良佐，小字陈和尚。出身女真贵族，却不好声色，只爱读书交游。贞祐年间蒙古军攻入金地，陈和尚二十岁被俘，供役于木华黎之子安童帐下。其母留居丰州，陈和尚以探母为名请还，与族兄完颜斜烈劫杀监卒，夺马十余匹，奉母南逃。母年高不能行走，他们以鹿角车载母，二人共挽，南渡黄河归金。
正大五年，蒙古军入大昌原。平章完颜合达问谁可为前锋，陈和尚应命。出战之前，他已沐浴更衣，“若将就木柙者”——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他擐甲上马，不反顾，率忠孝军四百骑，大破蒙古军八千之众。三军之士为之踊跃，庆阳之围遂解。这是金蒙交战二十年来金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。哀宗以功授陈和尚定远大将军、平凉府判官、世袭谋克，一名动天下。
忠孝军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。其成员并非传统金军，而是由回纥、乃蛮、羌、浑等部族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组成，多为从蒙古统治区逃亡而来的流亡者，鸷狠难制。陈和尚御之有方，坐作进退皆中程式，所过州邑秋毫无犯，每战则先登陷阵，疾若风雨，诸军倚以为重。
此后，陈和尚又于正大六年参与卫州之役，击败史天泽所率蒙古军；正大八年，在倒回谷再破速不台所率蒙军。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：“大昌原之胜者我也；卫州之胜，亦我也；倒回谷之胜，亦我也。”这不是自夸，是实录。
六、三峰山：二十万人的雪葬
然而，几场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大局。
大金的根本问题不在将帅，在国力。蒙古三路大军南下，金军主力被压缩在河南一隅。哀宗调集移剌蒲阿、完颜合达等军入邓州，试图与蒙古军决战。此时金军尚有兵力十余万，若能集中力量拼死一搏，未必没有一线生机。
但蒙古军统帅拖雷避开了金军主力，分道直趋汴京。金军被迫北上追击，在钧州三峰山遭遇了那场决定国运的大雪。
天兴元年正月，三峰山。大雪三日不止，金军军士三日未食，披甲僵立在雪中，枪槊结冻如椽，连弓弩都拉不开。蒙古军则轮流休息，以逸待劳，故意让开通往钧州之路纵金军走，以生力军夹击之。金军突围途中被蒙军拦腰截断，“声如崩山”。二十万精锐，一朝覆没。
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残部数百骑退入钧州。城破，合达被杀。陈和尚不欲无名地死于乱军之中，亲自来到蒙古大营，昂首不屈。他对蒙古人说：“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。大昌原之胜者我也；卫州之胜，亦我也；倒回谷之胜，亦我也。我死乱军中，人将谓我负国家，今明白死，天下必有知我者。”蒙古人欲其降，斫足胫折，不为屈，豁口至耳，喷血大骂而死。
移剌蒲阿向汴京逃奔，途中被蒙军擒获，械送官山窝阔台行营。蒙古人召问他是否愿降，他往复数百言，但曰：“我金国大臣，惟当金国境内死耳。”遂被杀。
一个契丹人，死在了金国的土地上，死在了金国皇帝信任他的那个位置上。
七、汴京城下的碑与血
三峰山之后，金朝最后的精锐丧失殆尽。但大金君臣的最后表现，远比任何史书上的评价都要壮烈。
天兴元年十二月，哀宗弃汴京北渡黄河，逃往归德。就在此前，崔立以汴京城降蒙，胁迫朝臣为他立碑歌功颂德。元好问被迫参与了那篇碑文的撰写。此事成为他一生的污点。王若虚当时私谓元好问曰：“今召我作碑，不从则死，作之则名节扫地，不若死之为愈。”但最终碑文由刘祁起草，元好问把关修改。
汴京城中，五百多名女真贵族男性在城破后被无差别处决。这座曾经“典章法度几及汉唐”的都城，最终在屈辱中交出了自己。
八、归德政变与蔡州落日
哀宗至归德后，局势更加混乱。忠孝军首领蒲察官奴发动兵变，杀左丞李蹊、参政石盏女鲁欢以下从官三百余人，军士百姓死者三千人，囚禁哀宗于照碧堂。蒲察官奴此人少时曾被蒙古俘虏，后劫狱逃归金国，因是女真人，特别恩准担任忠孝军万户。他智勇过人，屡立战功，却也心狠手辣。归德政变后，哀宗被迫任命他为枢密副使、权参知政事。蒲察官奴随后夜袭蒙古军，在归德之战中以四百五十人夜袭蒙军大营，大获全胜。
然而，一个手握兵权、囚禁天子的将领，终究是朝廷的心腹之患。天兴二年六月，哀宗借议事之机设伏，由女奚烈完出等人在照碧堂刺杀蒲察官奴。政变平息后，哀宗南迁蔡州。途中大雨滂沱，扈从人员徒步在泥泞中跋涉，没有粮食，只能采摘青枣充饥。
蔡州是大金最后的都城，也是最后的坟墓。
天兴二年六月，哀宗逃至蔡州，被蒙宋联军围困数月。城中粮尽，百姓先是吃草根树皮，后来煮铠甲上的皮革，甚至到了杀人食肉的地步。城破在即，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，将皇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。他对承麟说：“朕将江山托付给你，是因为朕身体肥重，不能策马出征。你身手矫健，万一能逃脱，大金的国祚就不断绝了。”承麟跪地泣谢，说：“臣若能带兵突围，定当继统中兴；若不能，臣当死在陛下前面。”
传位大典刚结束，宋蒙联军便攻入城中。哀宗自缢于幽兰轩，末帝率军与敌军巷战，力竭战死。金朝自太祖阿骨打起兵，历经一百二十年，至此彻底覆灭。
最惨烈的是丞相完颜仲德。他听见哀宗死讯，仰天长叹：“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，吾赴汝水从吾君矣。诸君其善为计。”言讫赴水死。将士皆曰：“相公能死，吾辈独不能耶！”于是参政孛术鲁娄室、兀林答胡土、总帅元志、元帅王山儿等及军士五百余人，皆从死焉。汝水为之不流。
参知政事张天纲城破后被俘，押送到南宋都城临安。南宋官员薛琼问他：“有何面目到此？”张天纲挺直腰板，怒声叱骂：“国之兴亡，何代无之。我金之亡，比汝二帝何如？”南宋君臣满座皆惊。
元好问后来听闻这些事，先是抚掌大笑，继而老泪纵横。他的君王、他的丞相、他的将军，没有一个人跪着生。
九、聊城囚徒
金亡之后，元好问作为亡国之臣，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。那几年，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他身为囚徒，妻儿离散，生死未卜。
然而也正是在这囚禁之中，他找到了余生为之奋斗的方向。
他开始编纂《中州集》。“中州”之名有他的苦心。金朝以中原为正统，他以“中州”为名，便是要告诉后人：金源一朝并非夷狄之邦，而是华夏正朔的传承者。其典章法度几及汉唐，其文治武功不应因亡国而被湮没。
在聊城被囚的岁月里，还发生了一件他晚年常忆起的事。汴京城破那年大疫，他的好友白华生死不知，白华的妻子也在乱军中被掳走。元好问在逃难的人群中找到了白华年仅七岁的儿子白朴。那孩子吓得瑟瑟发抖，不知道父亲在哪里，母亲在哪里，明天又在哪里。元好问一把将他抱起，带着他一起被押解北上。在冠氏等地辗转时，他虽自身难保，却将白朴视如己出，亲自教他读书作诗，连他生病都是衣带不解地照料。白朴后来成了名震天下的杂剧大家，写出《墙头马上》《梧桐雨》那样的名篇。世人皆道白朴词风悲凉、杂剧中多写乱离之苦，却不知那悲凉正是从这破碎的山河中，从这个“遗民”的笔尖传到了他的骨血里。
十、野史亭
五十岁那年，元好问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忻州。他不再出仕，在韩岩村修筑了一座亭子，名曰“野史亭”。
有人问他，为何不叫“修史亭”或“著书亭”，偏偏取“野史”二字？他笑而不答。心中却想：官修之史是胜利者书写的，而他元好问要做的，是那些官方史书不屑记载、不敢记载、不愿记载的真实。
金朝虽然亡了，但金源一代的文献不可令其泯灭。当时金朝的实录藏于顺天张万户家中，他登门求见，愿以一人之力撰写金史。张万户深明大义，为他奏请朝廷。起初朝廷批准了，可后来不知何人所沮，此事竟不了了之。
但他并未放弃。既然不能官修，他便以一己之力来做。
采摭所闻，有所得，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，至百余万言。
他往来于四方，晋冀鲁豫，足迹遍布。只要听闻某处有金朝遗老能讲述往事，他便不辞辛劳跋涉千里去寻访。他把完颜陈和尚的骂贼之声记下，把蔡州城破时哀宗的遗言记下，把完颜仲德投水的身影记下，把张天纲怒骂南宋的言辞记下，把移剌蒲阿那句“惟当金国境内死耳”记下，把武仙最后被戍兵所杀的结局记下。醉酒之时，夜深之际，只要有所得，便以寸纸细字一一记录。那些珍贵的史料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，捆束委积，塞满了这间寒屋。
十一、诗人元好问之墓
元好问晚年写诗，不求华丽辞藻，只求字字出自肺腑。他的诗，尤其是金亡之后所作的“丧乱诗”，被后人评价为“杜甫以后少有”。杜甫写安史之乱尚有中兴的希望，而他写金末丧乱，是眼睁睁看着一个朝代覆灭却又无能为力的绝望与不甘。
他年轻时曾写过《论诗三十首》，其中有几句如今看来倒像是为自己一生的诗学主张做了注脚：
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
他的词三百七十七首传世，有人说是金词之冠，可与两宋名家媲美。那首《雁丘词》固然是千古绝唱，但他自己更珍重的是那些写于乱世的长短句，字字句句都是血泪凝成。
他也曾写过一些看似闲适的小诗，比如《同儿辈赋未开海棠》：
枝间新绿一重重，小蕾深藏数点红。
爱惜芳心莫轻吐，且教桃李闹春风。
世人都说这首诗写的是海棠，可谁知道他写的是那些在乱世中隐忍苟活的故国遗民？不轻吐，是因为不敢吐；不与桃李争春，是因为春已不属于他们了。
然而，他最看重的还是那部《中州集》。《中州集》十卷，收录了二百四十九位金朝诗人的作品，每人各附小传。这不仅是一部诗歌总集，更是一部金代的人物志、文化史。后人评价，元人修《金史》多取材于此，所以《金史》在三史之中独称完善。以一己之力保住故国的文脉，对他而言已足够。
尾声
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，元好问在获鹿寓舍中已知大限将至。
临终之前，他唤来家人嘱咐：他的墓碑上不要刻官衔，不要刻功绩，只刻七个字——
诗人元好问之墓。
为何是“诗人”而非“史家”？他一生以著史为志业，但他知道，真正让他不朽的是他的诗。史书是为故国修的，而诗是为自己写的。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，他以诗记录下了家国之痛、生民之苦，这才是一个文人最本分的职责。
他的学生郝经后来在墓志铭中写道：“国史兴丧是吾职，义烈不负董狐笔。”郝经懂他。
“国亡史兴，己所当任。”
这八个字，便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大金亡了，但金源一代的风流与悲怆——那大昌原上四百破八千的忠孝军、那三峰山下冻毙于雪中的二十万将士、那蔡州城里的天子、汝水河里的丞相、归德照碧堂中被囚禁的君王——通过他的笔，留存了下来。
后之览者，若能通过这些文字，窥见一个已逝王朝曾经的骨气与风流，他虽死无憾。